我终于明白安得蒙为什么要把我从普林顿庄园里推出去。

他知道这是海面上的巨大的漩涡，如果我不及时改变航向，最终会被吸进深深的海底，残渣木片都不会留下——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无数次的用近乎虔诚的态度谈起母亲。

他知道卡斯特夫人是我心灵唯一的支柱，我的信仰。

不管是为林顿破译“迷”

还是最终决定进入普林顿庄园，我都深受她的影响。

她轻柔的鼓励仿佛就在耳畔：“艾伦你做得对，你是为了我们光荣的不列颠。”

仿佛我一回头，就能看见她美丽的灰蓝色眼睛。

安得蒙明白信仰被摧毁的后果，以及叛国罪名的沉重。

即使我不会因为母亲叛国而受到任何形式上的处罚，这种家族负罪感会压迫我的精神，伴随我一生。

我不再是密码学家简.卡斯特之子，而是叛徒之子。

不，不，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使我对母亲的信仰轰然倒塌。

这种崩塌所带来的亲情与良知上的双重折磨让我痛苦不堪。

我想起在一本德文书上读到的句子。

歌德说，在这个躁动的年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

我本来是可以幸福的。

按照安得蒙的希望，我应该离开他，远离事情的真相，剑桥毕业后任教，然后有一天能在数学上取得成就，有一本教课书上会用花体字印上我的名字——艾伦.卡斯特，重要理论发现者。

那本书将会充满油墨的芬芳。

如果是这样，在这场战争里，我确实能够拥有安静而隐秘的幸福。

安得蒙为了压制这份情报接受了三个月的隔离审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试图给予我幸福，而我拒绝了。

因为战争永远不会按照人们的意图发展。

那天晚上的强迫之后，安得蒙把我一个人留在空旷无人的影音室。

他看上去清秀绅士，做|爱时完全不懂得控制力量，我的腰几乎没有知觉了，只感觉到腿像秋天的叶子一样每走一步都在颤抖。

如果不是安得蒙支撑我，我连顺着旋转楼梯走到影映室的力气都没有。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崩溃下，我几乎以为自己走不回七号办公室后面自己的房间。

幸好我看见了阿诺德。

七号办公室是一个红砖棚屋建筑，旧庄园储物间改造的。

阿诺德穿着军装，无所事事的背靠着绿漆木门玩怀表，在手里抛上抛下。

看见我他咧开嘴挥了挥手：“嗨，正好十二点，公主殿下的水晶鞋还在吗？”

然后他脸色突然严肃起来，不再开玩笑，大步走过来把我扶住：“艾伦，你怎么了？”

我只是随便的裹了一件大衣。

他扶住我时我全身重量都搭在他手臂上，外套松开了。

阿诺德抱住我的手猛然用力收紧，我痛得啊了一声，他又抱歉似地赶紧松开。

我明白阿诺德看到了什么。

外套里面，衬衫松钮扣开露出的胸膛上遍布安得蒙留下来的吻痕和啃咬痕迹，集中在胸前那两个敏感点，深深浅浅。

长裤丢在了红楼，衬衫下面是□□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