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英女中一年级的课堂上，国文老师施先生，讲到现今人们推崇的白话文大师，首先都是国学大师。

然后，施先生又开始一一举例，说那些白话文先驱，少年时都受的什么教育，读了哪些经典书籍。

施先生每回讲课，总是夹叙夹议，旁征博引，挥洒肆意。

听得这帮女学生特别入迷，因入迷而心生崇拜，因崇拜教课先生而更爱——这门课程。

其实，也难怪施先生这么语重心长，一再跟学生们强调国文的美，国文的根。

要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教会中学除了国语之外，其他学科都是用外文教材的。

学校里教授的也都是西方文化，教出来的学生，很多都变成了香蕉人，浑然不知何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这种现状，很让教育界的大佬们痛心。

于是经过反复的斗争，培英女中的中国教员们，才争取到现在的成果：

国文的学科地位提高，中国籍教员的比例增大，还加了中国的历史、地理等课程，加强了爱国主义的教学实践。

跟之前上的圣音女中比，培英女中风气确实开化太多。

这一会儿，施先生讲完了写作理论和名人轶事，又转回身，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一间屋子”

。

他放下粉笔拍拍手，告诉大家，下一篇作文就以此为题。

时间上还是按老规矩，下个礼拜三之前交给他。

珍卿看着施先生，半个月间他瘦了很多，人都说他是因为生病，但珍卿大概晓得他是为什么——而他的这种隐秘的痛苦，恐怕又无人可以诉说。

就像珍卿自己一样，即便要做点抨击当局的文字，也还是要谨慎地匿名发表。

在学校生活里，她的说话作文，也未必会显得过分激进。

珍卿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看施先生，带着她的作文扬长而去了。

唉唉唉，别人的作文评改后，都分发下来了，怎么把她的夹带走了呢。

珍卿连忙拎着包追出去，顾不得有热情的同学，想要跟她探究一下国文写作技法。

珍卿回过头，跟叫她的同学说一句：“晚点再聊，我找施先要作文去。”

没想到这个施先生，真不愧是年轻小伙子，腿脚真够麻利的。

她跑下楼来，已经看不到他的人影了。

算了，要不回来也不影响啥，准备去饭堂吃东西吧。

等到下午的时候，施先生特意找到珍卿，说准备把她的作文《六月》，送到一个叫《轻语》的文艺杂志，问珍卿同意不同意。

这只是一个咏景的散文，珍卿觉得无可无不可的。

说完了这件事，施先生拿出一把竹骨伞，交给珍卿：“这是你落在荀家的。”

珍卿接着伞，瞬间转过很多念头，但终究什么也没有问。

从六三政变那一天开始，珍卿再也没去过荀家，也再没有见过荀美兰。

同学们中间风传，荀美兰的父亲，在外地谋到差事，所以他们举家都搬走了。

下午又上了四节课，分别是英文、算术、舞蹈、历史。

上完了课以后，收拾好东西出校门，黄大光拉车来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