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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

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

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三京之复]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

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

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

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

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

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

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

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

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

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

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

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

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

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

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

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见图2－3－3）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

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

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

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

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

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见图2－3－4）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

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

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

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