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打量了她一番，那满头发卷不仅使她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还冲掉了她身上本来清丽的气质，让她变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俗气。

她虽然化了妆，可还是遮不住眼角的细纹，原本好看的卧蚕都快肿成眼袋了。

我心里止不住地叹息了一声，那感觉就像是发现一块好好的美玉，被生活生生雕琢成了最俗气的图形。

我又往她身后看，这家发廊是新开的，正在搞打折促销，落地窗里，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外地妹子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洗头，聊得很欢，那男人嘻嘻笑着把手伸到她雪白的大腿上一摸……我收回目光，看着玲子姐姐，道：“玲子姐姐，我在学自行车，你的车小一点，能不能借我用用？”

“行啊，没问题！”

玲子姐姐从口袋里摸出车钥匙递给我，“我就放在楼下。”

说完，又转身进去了。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默默地去楼下取玲子姐姐的自行车。

我心里只是疑惑，玲子姐姐，是什么时候变老的呢？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她，那个脸蛋白里透红、年轻漂亮的邻家姐姐，还有着大把的青春和大好的前途。

可事到如今……我不由得心口一沉，那男人好像恋爱没成，喝多了又开始来闹事了。

可怜的玲子姐姐就像不小心踩了湿狗屎一样，“臭”

得再也找不着对象。

夏日炎炎，街上流行起一顶顶漂亮的草帽来。

有一天妈妈下班回家，带了好几顶金丝草帽回来，有窄边的，有宽边的，有条纹的，有扎了缎带的，我以为又是妈妈下乡调研的“纪念品”

，便高兴地在镜子前试戴着。

妈妈让我各送一顶去给王阿姨、玲子姐姐和孙霞。

我替妈妈挑了一顶宽边的，那个夏天后面的日子妈妈就天天戴着它上班，我给自己挑了一顶扎了粉红缎带的。

当我在镜子前臭美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妈妈那满含着心事的目光。

要到好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草帽都是小张叔叔送的。

而这些草帽都是他自己厂子里生产的——一年多前，他的小家电厂意外起火，全烧光了，他不得不从头开始，四处筹钱，好不容易又办起了这家草帽厂。

又要到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妈妈曾托陆叔叔带钱给小张叔叔，却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即便她坚持说是“借”

给他的也不行。

因为小张叔叔说，他不能用孤儿寡母的钱。

这钱，是要给我上大学用的。

这天晚上，我去给孙霞送了草帽，这时我们俩都已经好不容易学会骑自行车了，便出来到弄堂里骑着玩，我脑子里一闪，提议说我们骑自行车去找陆义阳玩吧，正好给他一个惊喜。

我们一前一后骑着自行车，为了顺路逛逛夜景，便穿过弄堂，往解放大街驶去。

经过西门桥头的时候，发现仿佛一夜之间，桥两边又冒出许多新的店铺。

那家老点心店早就关门了，在新点心店旁边，开出了水果店、面包店……这些店无一例外都是外地人开的，其中最多的还是小发廊，年轻的稚气未脱的理发师们剪着染着奇奇怪怪的发型，洗头的妹子们穿着暴露，嘻嘻哈哈地跟客人们打情骂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外来务工者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涌进我们这个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发展起来的滨海小城。

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听到普通话、来自五湖四海的方言，他们涌进小城里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厂房里，涌进老城区、老小区的角角落落里，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顽强地扎下根来，发芽、成长……

我们沿着解放大街向东骑去，发现沿街的国有商店大都关门打烊，只有路灯光静静地照着，只在路过电影院和早夜商店时才热闹了一下子。

快到解放大街最东端的东门桥时，我们便拐上了往南去的马路，一路骑过国道线，到了南门头的地界，只觉得灯光和喧哗扑面而来，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国道线旁、城南路两边新开了两家商场，灯光通明，人头躜动，比之白天还要热闹几分。

再往南骑，只见两边都是一家家个体户，服装店、影楼、杂货店、五金店、快餐店、鸭头店……奇怪地掺杂在一起，却又乱中有序，共同促成了那一整条街的繁荣。

又骑了十来分钟，终于看到了新造的工人文化宫那铺着白色马赛克的外墙和一排排时新的蓝色窗玻璃。

我们在大门口停下来，向看车的老头付了两毛钱停车费，把车停在路边梧桐树下。

我环视四周，发现从这里往南望去，已经可以看到乌山那黑黢黢静卧的身影了，没想到这几年城南发展得这么快，都快到乌山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