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警察局的档案还没做到实时更新。

人们经常会搬家，竞选有输有赢，也会造成一些人事上的变更，老人去世，年轻人就会顶替他们的位置。

马赫掌管的团队负责档案的更新工作，需要记录新出现的名字和变更的地址。

他很擅长做这种事。

他喜欢登记名册、图书目录、街区地图，以及剪报这类带有列表性质的东西。

马赫的才能在靠毒打让嫌犯招供的克罗伊茨贝格警察局没有受到重视，他希望能在这里被重用。

他不反感殴打嫌疑人。

在大楼后侧的办公室里，他经常能听见地下室里男男女女被折磨得大叫的声音，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困扰。

他们是变节者、敌对分子和革命者，再怎么折磨都不过分。

他们的反抗玷污了德国，给他们机会，他们只会把德国变得更糟。

他一点儿都不同情这些人。

他只希望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也能在这些人中间，哀号着乞求他怜悯。

3月2日，星期四晚上八点，他终于等到了对罗伯特进行彻查的机会。

他让手下回了家，自己把更新的共党分子名单送到楼上，他的上司，刑事检察官克雷格林恩那里。

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始翻找档案。

马赫不急着回家。

他一个人住。

不安分的妻子早就跟人私奔了，是马赫弟弟餐馆里的侍者，她说她想要自由。

她没给他生过孩子。

马赫开始梳理文件。

他已经调查到，罗伯特·冯·乌尔里希曾经于1923年加入纳粹党，但在两年后脱党了。

这件事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马赫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里的文件系统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条理清晰。

说到底，他对德国警察的整套体制都非常失望。

据说戈林也对警察体制不满意，计划把警察局的政治部门和情报部门剥离，组成一个更有效的秘密警察系统。

马赫觉得这个主意很棒。

他翻找了一阵，但在罪案记录中实在找不到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的蛛丝马迹。

也许这不能归因于原有体制的低效率。

罗伯特的确有可能是无可指摘的。

作为奥地利的伯爵，他不可能是犹太人或共党分子。

他可以指责罗伯特的堂兄是个社会民主党人。

但这不是个罪名——至少到现在还不是。

马赫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接近罗伯特之前就完成调查。

但他在尚未完全掌握罗伯特的底细之前就接近了他。

他应该早点意识到自己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