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比受邀前往柏林，参加一个有关城市重建的会议，并就“公共空间”

作主题演讲。

他在伦敦转了机，然后翻阅着一系列介绍德国的杂志。

高空下的普鲁士广袤平整，覆盖着一层十一月的薄雪。

活动举办地在城市东面的一个会议中心，毗邻一家酒店。

他的房间位于二十楼，可以俯瞰一条运河和一排排配额地[1]，房内一片素白。

夜幕早早降临之后，他可以看到一家发电站和一排排朝着波兰方向延伸出去的塔。

在宴会厅的欢迎酒会上，他没发现任何熟人，便装作在等同事。

一回到房间，他便给家里打电话。

孩子们刚刚洗好澡。

“我喜欢你不在家，”

埃丝特说，“妈咪让我们看电影，还吃披萨。”

拉比看着一架单引擎飞机在酒店停车场那头冰冻的田野上空盘旋。

埃丝特说话时，他可以听到威廉在唱歌，他显然不想搭理把自己丢在家里的坏老爹。

通过电话，他们的声音显得更稚嫩，孩子们如果知道他很想念他们，肯定会觉得怪怪的。

他边吃总会三明治[2]，边看一档电视新闻；节目报导着一系列灾祸，感觉都千篇一律，枯燥无味。

次日黎明时分，他在浴室的镜子前演练了自己的发言。

正式演讲是十一点，在大礼堂。

他激情洋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对主题的深刻认识。

他毕生的事业便是倡导精心设计的公共区域的好处，可以将一个社区凝聚在一起。

演讲完毕，很多人走上前来祝贺他。

午饭时，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共坐一席。

他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五湖四海的氛围了。

人们正在聊对美国不太友善的话题。

一个在卡塔尔工作的巴基斯坦人谴责着美国的区划法[3]对道路弯道建设的影响；一个荷兰人宣称这个国家的精英对于公共利益毫不关心；一位芬兰的代表将其公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比作是吸食者与鸦片的关系。

在餐桌尽头，一个女人侧着头，露出无奈的苦笑。

“我知道身处异国时，最好不要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她最终插话说，“当然，我和你们一样，对美国很失望，但我仍然深深忠诚于它——就好比我有个酒鬼加疯子的阿姨，如果听到陌生人在背后说她坏话，我依然会维护她一样。”

劳伦住在洛杉矶，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在做圣贝纳迪诺流域移民影响的研究。

三十一岁的她留着棕色的齐肩短发，灰绿色的眼睛。

拉比尽量避免直视她。

她的美，是那种扰乱他当下心绪的美。

复会还在一个小时之后，于是他决定出去，到一个花园模样的地方散散步。

他返程的航班定在明日一大早，他的办公桌上正有一个新项目在等着他回爱丁堡。

劳伦那身裁剪讲究的黑色礼服并不招摇，可他却记住了它点点滴滴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