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北京（上）

北京，我去过两次，一次是串连去的，一次是旅游去的。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深秋。

那时，的熊熊烈火正在向全国燃烧，那时，也已经有了革命大串联。

我们班开始了自由组合，不知为什么，我就和同班的双才，永堂等人一起，满心欢喜的在学校领了大红的串连证，先是乘船到武汉，再乘火车到了北京，兴奋的，充满希望的。

那是一个北方寒冷的秋夜，就在火车站，就在潮水般的人群中，我居然与我的同伴其走散了，又被人群卷到了工人体育场，坐在冰冷的水泥看台上，满目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我才真正傻了眼，我这才相信我已经和同学走失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感谢北京红卫兵接待站的工作细心，用高音喇叭把象我这样掉队的学生集合在一起，把我们这些分别来自天南海北、当时肯定一脸鼻涕一脸泪的小家伙们一股脑的全都带到当时已经停课的北京崇文门小学。

前面一个院子，中间一排两层楼的房子，后面又是一个院子，又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

院子里树立着一些高大的槐树。

我住在后面一排楼房的一层，煤炉，干稻草，地铺，一日三餐。

崇文门接待站很宽容，来去自由，白天还可以满世界的乱逛。

我记得我到过聂元梓的北大，蒯大富的清华，瞪着稚嫩的眼睛看大字报，还去过军事博物馆，也许还有北海。

我还记得有一间靠近铁路边的小饭馆，那是我们免费吃饭的地方，馒头，糖包子，热气腾腾的白菜汤。

没过多久，负责接待的解放军就将我们集中在一起，排队，做，读语录，宣布纪律。

我们都很兴奋，知道要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了，结果在长安街上呆呆的站了一天，都听得见广场的&ot;万岁&ot;声，就是没有挪到那里去。

但我们还是见到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的下午，我们还是在东长安街呆呆的等待。

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有点太阳，长安街上人山人海，随着街旁高音喇叭里响起庄严的《东方红》乐曲，我们一起向空旷的街心拥去，而两边是解放军用的胳膊组成的警戒线。

一长溜吉普车鱼贯驶来，我在阳光里看见了伟大领袖，魁梧的站在吉普车上，一身戎装，满面红光，神气的向浪潮似的人群招手致意，车行的很快，就在那一瞬间，我还是看见了最高统帅的嘴角露出笑意，眼神有些疲惫。

我在一个新买的日记本上的第一页写道；&ot;1966年10月11日下午，我在北京东长安街上见到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ot;

当天晚上，我们这些外地的学生就从崇文门接待站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我是被一帮南方的学生鼓吹着，糊里糊涂的在北京站登上一辆南下的红卫兵专列的。

当车在天津站暂时停靠时，主席接见的激情仍然在激荡着我们。

我们还得意的向另一列进京的红卫兵专列上挤的满满的学生大喊大叫；&ot;主席不再接见了&ot;。

史料记载，&ot;1966年10月10日上午，6000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通过广场，在上；10月11日下午2点30分，乘车检阅。

是为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发表&039;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搞得更好。

&039;的最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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