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东平跟方老师还真是老熟人。

这个老不是说关系亲密，而是认识的时间长。

方红英当初下放的地方就是侯厂长外婆家所在的村子。

按照侯东平的说法，这位方红英也是有手段的。

她家庭成分糟糕，爷爷当年是日本鬼子的翻译官，原本下乡了也是人嫌狗憎。

结果她好手段，愣是让自己跟大队的民兵队长在山上困了一夜，然后闹着要自杀。

民兵队长本来都有未婚妻了，被这么一闹，不得不娶了她。

她却成了知青下放，安心扎根农村的典型。

“厉害的很哎。

一找就找个大队干部，扎根的手段好厉害。

她那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怎么来的？原先公社是给她男人的，结果她磨到了自己手上。

她那个男人啊，就是个不长脑子的憨货。”

周秋萍听的倒没多稀奇。

她丈夫把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让给老婆。

未必是多惊天动地的感人爱情，多半是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现在上大学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鲤鱼跳龙门。

但在那个年代，工农兵大学生遵循的原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她男人都已经是大队干部了，最多进公社。

实打实的好处还未必有在大队多。

方红英是个女的，农村的活计决定了女同志难以在大队里更上一层楼。

不如读了书，然后去公社干个文职，两口子都能挣钱，家庭才能蒸蒸日上。

再说了，对不爱学习的人来讲，上学就是活受罪。

可即便有这种种可能，后面方红英做的那些事也当真是缺德到家了。

她大学毕业时刚好碰上知青回城政策，她糊弄丈夫说自己先回城，安置好工作，然后再想办法将一家人带进城里过好日子。

用她的话来讲，婚都结了，两个娃都生了，她能跑哪儿去。

结果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走的时候，她还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光了。

周秋萍听的无语，感觉这个方红英真是羊毛都逮着一只薅，吃死了夫家人。

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她这么搞，前夫家人能放过她才怪。

其实虽然在农村女人受压迫厉害，但这女人也是要看身份的。

像方红英她们这些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因为农民自认下苦人，对城里人心存天然的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