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格兰的三月末，天气乍暖还寒。埃斯特拉·伯顿从马车上下来，紧了紧身上的披肩，扶了扶帽子，呵了一、口气，才踏进院子。 客厅里伯顿夫人正在招待客人。来人埃斯特拉不陌生，是一年前从克里登搬到达利奇的一对律师夫妇。夫妻俩都是爱尔兰人。做丈夫的和妻子在相貌上很不般配。巴特利先生个头很小，脑袋却很大，像个倒置的葫芦，一头稀疏的金发，眉毛淡得仿佛忘记长出来似的，而巴特利夫人是典型的爱尔兰人长相，黑发蓝眼，容貌艳丽，身材高大丰满。在小地方，他们算得上显赫人物，身价不凡。巴特利先生供职于伦敦哈考特-法奈尔律师行，据说他还专门为伦敦的一位名流贵族服务。 这对夫妇从刚搬过来开始，就频繁地和伯顿夫人打交道。巴特利先生为人和善，在达利奇愿意折节下交，所以人缘很好；可巴特利夫人则不同，她个头已经够高的了，还常常扬着下巴看人，不爱搭理达利奇这个村子上的人。 埃斯特拉事实上也不大爱和她亲近，尽管巴特利夫人对她相当和善。老实讲，这种和善怜爱和学校里的老师经常表现出来的不大一样，带着事事洞悉的怜悯和同情，还有一种指手画脚想插足人生的姿态，让埃斯特拉相当不舒服。 但巴顿夫人说，家里有一笔基金收入全由巴特利先生打理，所以这种交往不可避免。 埃斯特拉向客人行了礼，但并不意味着她想加入其中。伯顿夫人对此心知肚明，她对巴特利夫妇说，“不是我失礼，巴特利夫人，埃斯特拉这孩子身体一向不大好，她刚刚大病痊愈，再加上她刚刚出门赴约回来更容易累，我怕她的身体吃不消。” 埃斯特拉立即从善如流地对巴特利夫妇露出一个略显憔悴的笑容——这个她装得挺在行。三月的冷风刚刚把她的脸吹得苍白，只要微微扯一扯嘴角，眼睛里透出一点疲惫，她看上去就显得格外虚弱。 巴特利先生立即表示理解，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半躬着身，“请您自便，伯顿小姐。” 这是巴特利先生让埃斯特拉倍感不舒服的地方。他对她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珍贵的物品，但眼睛里并无尊重——或者更确切地来说，像是待价而沽。这个眼神让埃斯特拉回忆起一些早期在学校很不愉快的经历。...